1969年，福州军区上级决定调动干部，加强领导工作。段苏权被调去担任军区副司令。事实上，段苏权与军区司令韩先楚是多年的老相识，二人曾同在东北野战军担任纵队司令，尽管如此，实际的交集似乎并不算多。
段苏权在军旅生涯的早期，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的司令。在1947年底，他从军区司令的职位调任了纵队司令。当时，他与韩先楚的唯一交集大概就是辽沈战役期间的锦州攻坚战。在那场战斗中，攻城部队的指挥分别是2纵、3纵、7纵、8纵、9纵。韩先楚所领导的2纵和3纵负责主攻方向，段苏权当时作为政工将领，虽然在野战军有一定的地位，但没有亲自参与过大规模的战斗，因此作战经验较为欠缺。事实上，8纵在锦州攻坚战中的表现也并不完美，尤其是在攻坚时，段苏权的指挥缺乏足够的军事敏锐性，而8纵也暴露出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可能也与段苏权在进入东北军区后，未能立即参与到入关的战略部署中有关系。此后，他被调入新组建的空军，担任东北空军司令和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到了五十年代末期，段苏权转入军队院校从事军事教学工作。最终，他被调任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并在一次大会上大胆发言：我是来放炮的！随即提出了九条重要意见，要求向军区常委会传达并进行讨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段苏权在常委会中提出了几项关键性的问题。其中，他首先提到了宣传工作的问题，尤其是林彪的宣传政策；其次，他谈到了北方兵力南调的问题；再次，他强调了传达中央指示的准确性；最后，他还提及了韩先楚与部分人的关系问题，特别提到周赤萍是韩先楚特别要求来的，这其中暗藏的政治路线斗争，他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总体来看，段苏权的讲话指向性很明确，意图表达的是对当前局势的不同看法。在随后的常委会上，段苏权鼓励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他希望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讨论中，他针对军区以及韩先楚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一些重要决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然而，军区的大多数人都与他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段苏权的判断存在偏差，有些言论甚至是无根据的揣测。虽然不少军区领导与段苏权进行了单独交流，韩先楚、王建安等也听取了他的意见，但最终的结论是：对于军区召开的会议，应该摆明分歧意见，让大家充分表达和讨论。在这些分歧的情况下，韩先楚则坚持按照组织原则行事，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个人应服从组织。 会议结束后，军区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并附上了段苏权提出的九个问题和十三条意见。简言之，段苏权认为军区的一些责任人应该对某些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但经过讨论，大多数军区领导认为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到军区工作的大局。不管是在路线斗争上，还是其他方面，大家达成了一致。尽管存在不同的意见，但只要形成了会议决定，就应该遵循，而不应该在决策后再提出异议，这会影响团结并显得不尊重党委的决定。 总的来说，段苏权与其他军区领导并没有个人恩怨，更多的是在工作上的分歧。到了1972年，不知为何，他被调离了原岗位，转任军政大学副校长，继续从事军事教育工作。此后，段苏权还曾担任军事学院的政委等职务，始终未离开过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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