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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在这次对话中还特意指出了德国和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不同。中方表示，与德国不同，日本在战后80年来仍未彻底反省侵略历史。 德国在二战后，一直正视自身在二战历史中犯下的过错，警惕法西斯主义在国内的复辟，直到现在都还在向受害国道歉。 从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下跪，到立法禁止纳粹符号，再到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问西班牙格尔尼卡小镇承认纳粹罪行，德国的反思是深刻的。 这种对历史的担当，成为德国赢得国际社会信任、融入欧洲并与中国建立稳固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

而日本则走了另一条路。 日本在战后不仅没有正视自身在二战历史中犯下的过错，反而一直在回避、篡改这段历史。 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多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公开表示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认知不真实甚至被夸大。 在台湾问题上，她的言论更为极端。 2025年11月，她在日本国会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 这种言论不仅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日本国内的质疑。 前首相石破茂批评这一言论近乎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背离了日本政府的传统谨慎立场。

这次中德外长会谈，瓦德富尔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他当场表示，德国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一立场不会改变。 在与中方官员的会面中，他的用词也变成了“赞赏”和“感谢”，例如赞赏中方推动适用稀土通用许可制度，感谢中方为稳定全球产供链作出的努力。 特别是在谈到安世半导体问题时，当王文涛部长指出荷兰政府受不当干预影响供应链时，瓦德富尔当即表态，德国愿在此问题上发挥作用，与中方一道推动解决。 这几乎是在公开与美国试图封锁中国芯片产业的政策保持距离。

瓦德富尔此次北京之行，还直言不讳地谈到了欧洲面临的困境。 他表示，“如果说世界上存在一个对俄罗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那无疑是中国。 ”这话实则是希望中国能在俄乌冲突中发挥影响力，帮助欧洲解套。 面对欧洲内部的分歧，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回国后声称要对中国加征关税，瓦德富尔在北京则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强调“原则上，德国不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德国的清醒源于现实的利益考量，2025年，中国将再次取代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德国经济面临能源成本高企、制造业外流的当下，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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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中国的立场具有坚实的历史和法理基础。 公元230年，三国时期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就留下了关于台湾最早的记述。 宋元以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澎湖、台湾设治，实施行政管辖。 1684年清朝设立台湾府，1885年台湾成为中国的第20个行省。 1895年日本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窃取台湾，但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均明确规定将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决议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联合国对台湾的官方称谓一直是“台湾，中国的省”。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与包括德国在内的181个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对于德国人民而言，国家统一的渴望并不陌生。 二战后，德国分裂为西德和东德，柏林墙成为冷战对峙的标志。 1990年两德统一时，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无条件支持德国统一的国家。 中国当时坚持“德国统一是德国内政”，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正如德国人民期盼并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一样，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但我们也必须明确指出，“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部势力干涉。 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王毅外长在会谈中对瓦德富尔说，这次来访一波三折，但中国有句话叫做“好事多磨”。 他强调，早来晚来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为何而来。 应当是为合作而来，别是为了吵架；是为增进理解信任而来，别是为了扩大分歧。这番话既给了对方台阶，也立下了规矩。 瓦德富尔则回应说，德国也有“结果好一切都好”的说法。 这场外交互动，成为现实给西方政客上的一堂政治课：靠嗓门大的“麦克风外交”施压的时代已经过去，相互尊重、务实合作才是国与国相处的正确之道。